一、文化产品供给质量不足成为主要矛盾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文化消费市场之一。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中国居民消费升级重要表征，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扎实基础。根据《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2017）》，中国网络游戏行业2013年在市场规模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6年中国网络游戏体量已是美国的1.8倍；网络视频行业规模2006年只有5.3亿人民币，2016年达到521亿人民币，增长近百倍；中国网络文学在全球独树一帜，2016年行业规模也达到100亿人民币。作为艺术、技术、资本等要素高度融合的代表性文化行业，中国电影的市场表现也很有说服力。2006—2015的10年间，中国电影市场可统计票房收入以年均近40%增速扩张，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大电影市场。以网络文艺和电影两个领域为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是由很多因素共同推动形成的，有人口红利，有互联网效应，有资本推动，还有政策环境的改善等。

文化消费市场繁荣兴盛固然可喜，但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在中国经济发展进行战略性优化调整大趋势下，我国文化市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问题日益显现，文化产品供给侧问题尤为突出。必须看到，文化市场的整体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满足了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通过不断改革开放，实现文化产品从供给不足到极大丰富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内容过度娱乐、形式过度包装、市场过度营销等“假”“大”“空”的虚浮乱象，文化产品数量多但高质量的少，虚幻轻浮的内容多而现实深刻的少，炒作变现的流量水作多而悉心打磨的精品制作少。2016年中国国产电影产量944部，其中实现大银幕放映的有376部，上映率不足40%，同期美国电影产量是789部，上映数达到718部，上映率91%。这组数据表明，中国大银幕电影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多年来，电影题材以奇幻、悬疑、喜剧类居多，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果从这些年很火的“IP影视”全产业链视野来看，轻内容、重流量的泛娱乐化现象就更为普遍了。作为“IP影视”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潮水汹涌，题材却高度同质化，这几年虽然题材有多样化趋势，但也无非是在概念上增加仙侠、都市、灵异、科幻等类型，内容实质大同小异。据此改编拍摄的大银幕电影以及海量网络大电影或其他类型视频剧集，在内容题材上也自然与之雷同。总体来看，在文化消费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大形势下，文化产品供给质量不高的短板问题突出，现在已经到了转型升级关键时期。

二、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在新时代战略格局下，我国文化市场发展亟待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化转型，文化产品供给端既要汇聚高原，更要树立高峰，向主流文化产品供给倾斜。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在战略上寄予很大期待，明确提出到2020年文化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于这个目标的阐述，一般会引用产业经济学那个约定俗成的支柱产业界定，即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5%。这种量化简单明了，但如果仅仅以这个比例作为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发展目标，则很可能会偏离设定这个目标任务的初心主旨。按照十九大精神，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基本任务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是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市场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满足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丰富精神食粮的积极机制。即便在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环境中，文化产品决不等同于娱乐产品，它固然要有娱乐性，但更要有文化性。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柱”任务，需要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视野来看，也要从文化中国的使命高度来看。发展文化产业，就是要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满足人民对于文化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实现优秀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实现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持。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大格局中，文化产业还需要承担起增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使命。在这种“支柱”目标体系中，文化产业不仅要满足一般文化市场需求，更要通过加强主流文化产品供给，积极引导文化需求，激活文化创新活力，支撑起文化强国大业。当前，增加主流文化产品供给，已然成为新时代迫切要求。提升主流文化产品供给水平，意味着不仅要背靠国家繁荣这棵大树，要有一大批优秀文艺创作深刻反映国家发展大趋势，也要真正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高度，担当推动中国高效发展的文化责任，要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格局，面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价值，贡献中国智慧，成就令世人心悦诚服的丰碑伟著。

三、得人心者得市场，是主流文化产品成功要义

积极扩大并提升主流文化产品的供给规模与质量，不仅对中国文化市场可持续繁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提升中国文化发展品质，带动文化与经济高水平增长意义深远。所谓主流文化产品，指的是那些能够表达社会核心价值、反映时代主旋律、具有强大艺术表现力、产业化运营能力的文化产品。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高水平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本身就是高度统一的，其经济效益的边际往往是由社会效益的高度决定的。从这些年中国电影的市场表现来看，那些在社会效益上空洞乏味的所谓“大IP”电影其市场表现也日益乏善可陈，而贴近时代主旋律、表达爱国主义、富有人文情怀的电影普遍得到公众高度认可，无需费钱费力地营销炒作，就实现口碑与票房双丰收。比如在2017年带动中国本土电影市场复苏并创造了票房纪录的《战狼Ⅱ》以及2018年春节档口碑与票房火热飙升的《红海行动》。即便是小众纪录片，比如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慰安妇”长篇纪录片《二十二》以及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的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都取得出乎市场预期的好成绩。主流文化产品内容往往涉及大主题大题材，其受众面因此更广大，更容易引发普遍性共鸣。丰富价值内涵加上出色艺术表达，会增强受众代入感，后味隽永，口碑效应油然而生。得人心者得市场，这是主流文化产品成功的秘诀。

从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只有具备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民族才会大量涌现主流文化产品，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化高原上脱颖而出的杰出主流文化产品才能成为传达时代民声的经典，成为受世人瞩目的民族文化丰碑。这样的文化产品才是真正超级IP，是可以进行长期和深度产业化开发的文化富矿。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五千年中华文明薪火相传长盛不衰，新时代接续老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当有此风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当以此作为灵魂，主流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当以此为圭臬，国家的文化经济政策当为此保驾护航。

四、理顺文化供给体制，增强主流文化供给能力

为今之计，增加主流文化产品供给，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并发力：

其一，主流文化供给侧能力提升应该明确纳入新时代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文化体制改革是实现中国文化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性制度保障，在事业与产业分类改革基础上，十九大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主流文化供给能力提升，既是中国文化经济发展实践迫切需要，也是双效统一的改革发展要求。在下一步制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中，以完善文化管理体制为突破口，明确主流文化供给能力提升目标，这必将是富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制度安排。

其二，主流文化产品供给的规模与质量应该成为健全中国特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与文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指标。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体系建设，竞争开放统一有序的一般市场经济体系是重要基础，而中国特色与文化特性应当成为关键性约束条件。文化市场不是一般市场，文化产业也非一般产业，这不仅是全球经验，也是中国实践。十九大报告要求在新时期进一步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主流文化产品应当成为一个关键抓手，既要重视壮大规模，也要强调提高质量。

其三，提升主流文化产品生命力与影响力，需要在培育文化科技融合的新型业态上积极探索尝试。随着文化生产力不断发展和文化科技快速进步，中国已经进入文化产品供给极大丰富的时代，文化消费者面临的选择更加多元，其要求越来越挑剔，主流文化产品生产与供给必须适应并主动融入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将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有机融合，让核心价值与时代主旋律更光彩夺目，让主流文化为科技注入核心价值和生动灵魂。数字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国家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积极推动主流数字创意文化产品研发与供给是中国文化产业新全球化时代实现变轨超车的关键着力点。

其四，从长期有效推进的角度来说，应当通过不断丰富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来激发主流文化产品供给活力。促进主流文化产品供给是政府责任，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在文化市场发展初期，主流文化产品供给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扶持以及国有文化企业的主导来影响和促进市场发育。随着文化市场逐步成熟，主流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不断彰显，可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文化经济政策，应着力发挥税收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杠杆效应，利用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充分激发和调动各类市场主体与社会资本在主流文化产品开发与供给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